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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前进需要观念和信仰的力量——兼评《中国改革的歧路》

作者:William Wang

摘要:本文從奧地利學派視角概括了朱嘉明教授《中國改革的歧路》一書的主要內容,朱嘉明教授認為,1980年代中國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政治經濟全方位的改革,而1990年代後的所謂改革實際上是權貴主義的體制。本文並從奧派視角就《中》書的內容進行理論延展,其中用到了企業家才能理論、社會主義不可能行理論、動態效率理論、自發秩序理論等。本文亦奧派從觀念和行動人的視角就《中》書所陳列的中國改革中存在問題進行解釋,並從奧派視角嘗試分析中國的轉型理論。

正文:

74日一早,笔者看了美国学者Richard Ebeling的《They Said No To Big Government》。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74日美国独立日而写。Ebeling先生优雅的文笔仿佛让人回到了荡气回肠的1776年的美国,文中描绘了英国殖民当局当年是如何通过征税、干预司法、进行经济管制等破坏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随后北美人民奋起反抗,在美国国父们带领下,于1776年发布《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并构想建立一个基于尊重生命权和财产权的合众国。而这篇文章也让笔者联想到了中国。虽然中国政府做的很多事情同当年的英国殖民当局性质一样,但是我们却看到彼时北美13个殖民地的民众奋力反抗英国殖民当局,而现在的中国人却非常谨慎地面对政府,除非逼不得已不会造反,其中的不同反应值得讨论。

造成中国人不会反抗政府的原因很复杂,而从理解情势的角度,一味指责中国人不反抗恐怕并不能帮助我们回答中国改革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回到理论和从理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历史)。朱嘉明教授的《中国改革的歧路》便是一本从理论角度理解中国改革问题的好书。作为1980年代直接向总理赵紫阳提供意见和建议的改革四君子之一的经济学者,朱嘉明教授由于直接参与了当年的改革谋划,对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关于中国改革的根本性问题及改革走向歧路的原因

在书中,朱嘉明教授认为,中国改革走向歧路的根本性标志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中国人付出了公平的代价,却没有分享到效率的果实;而从基尼系数的角度看,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远远大于日本、德国、美国和印度。朱教授认为,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只得到了很小一部分的社会财富,许多人在改革过程中下岗,农民工的血汗得不到补偿,许多农民失去家园并家庭破碎,民众被迫生活在被破坏的环境之中,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低下等等代价让一整代人承受。而相反,「富有」阶层的人口比重不过百分之几,却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这个「富有」阶层的财富从原始积累到高速膨胀,少有来自辛勤的体力劳动和创造性脑力劳动,也少有来自技术创新,而是高度依赖政治特权和制度性腐败,寄生于不断扩大的垄断和寡头经济。而如果我们从奥地利学派的动态效率(Dynamic Efficiency)问题来看(Huerta de Soto2009),推动中国改革的应该是放松政府管制和尊重个体自由所带来的动态效率,而阻碍改革的则是政治特权和制度性腐败带来的静态效率(Static Efficiency),静态效率使得本来可以通过动态效率扩大的个体自由和个体选择变成了在给定资源条件下的零和博弈,比如强拆民房、信贷扩张和政府投资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改革所谓的效率是效率,但是是给特权阶层带来好处的、带有零和博弈性质的静态效率,而非把蛋糕做大的动态效率。

朱嘉明教授认为,造成这样问题的情况是因为中国的改革走上了歧路。他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改革背离初衷走上歧路?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杂合」而成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有权力制衡、法律约束和舆论监督,不可能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权力和财富的结合, 传统行政资源和现代市场经济工具的结合,本土资本和国际资本的结合,垄断国企和跨国公司的结合,「土八路」、「红卫兵」和「华尔街」的结合,「共产主义」和「福特主义」、「消费主义」的结合,「中央集权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结合,使中国突变出一种古今中外罕见的奇特「能量」。此种由贪欲、权势和资本混合而成的「能量」,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失衡。(朱嘉明,2013,第9-10页)

朱教授认为,相比1990年代之后的这条改革歧路,1980年代的改革之路才是中国改革的正确轨道,因为当时的改革旨在经济上藏富于民,政治上还权于民。因此他呼吁重新审视和继承中国1980年代改革的遗产,要正视改革的宗旨、内容和目标,而当务之急则是打破垄断资本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格局;抑制垄断,建立市场经济,实现公正竞争;增加促进社会平等的公共支出,重建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彻底改革税收制度,使之更公平、更有效率;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他进一步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理想,需要中国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政府,让权力得到制衡和人民的监督。

关于中国改革如何走向歧路

在书的第一部分《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中,朱嘉明教授首先回顾了他本人在改革前的出身背景以及文革时代有关中国政治血统论的争论,而血统论对中国目前的权贵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随后朱嘉明教授回顾了他在1980年代是如何通过学习经济学理论、调研实际经济问题并作为改革四君子之一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项目直接向赵紫阳总理等改革派高层提供建议的。笔者认为,从一个自由派(liberal,欧洲语境下的自由派概念)和亲市场的经济学者的角度,朱嘉明教授作为1980年代改革参与者对当年改革过程的叙述,有助于帮助我们从理论角度理解当时中国改革的推进情况并进行总结。

除了回顾当年亲身参与改革的具体过程,在访谈第二部分,朱嘉明教授也就当时中国高层对改革的态度将他们进行了改革派保守派,以及态度模棱两可派的划分。随着1989年六四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总书记赵紫阳的倒台,以朱嘉明为首的一大批改革派官员和学者离开了中国政治的舞台,虽然朱嘉明教授在经济改革和学术改革上的一些遗产得以在1989年之后保留,但是他本人却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不得不流亡海外。笔者认为,这批改革派官员的离开是中国改革的巨大损失,因为相比于许多的后继者,这批官员更具有理想性,也更愿意勇敢地面对改革中可能存在的种种阻力而把改革推进下去。

在访谈第三部分,朱嘉明教授指出,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很重要,但是由于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所积累的成果,使得人民公社、计划经济等制度土崩瓦解,而1988年价格闯关后中国的生产资料大部分开始由市场价格决定,企业和对外开放加快等因素使得中国没办法放弃改革而倒退到毛时代。笔者认为,这一认识与德索托教授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Huerta de Soto2010)一书所指出的越是市场经济程度高,越是难以回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朱嘉明教授却提出了关于邓小平南巡一个可能被人忽略的问题,那就是邓的南巡完全排除了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可能性,朱教授认为邓的所谓的不争论、不讨论是一种新时代的愚民政策。他认为,由于政治改革的问题被回避,因此中国接下来在三方面表现出了问题。第一个是由于政府拥有改革的决策权,而1990年代以后政治改革的停滞使得政府的权力无限膨胀进而出现了制度性贪腐。第二是1992年以后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税源减少,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和银行、开发商和地产商的畸形结合获得土地财政收入,以维持运转。第三是国有企业在1990年代以后集中垄断于石油、电力、通讯等行业,大量工人下岗,国有资产流失,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压制。也因此,中国政府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等三大领域加剧国有垄断,中小民间企业只能依存于大型国有企业,有国有企业背书才能获得贷款,才能获得官方订单,解决市场销路,因此,中国民营资本必须依附国家资本,成为他们的附庸他们如果离开政府和国有企业,很难成长起来,无法独立生存发展,进行形成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

在访谈第四部分,朱嘉明教授提出了他认为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人口问题、生产问题和资本过剩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是有关联的。笔者认为人口问题应该要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看。从动态角度,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人可以发挥他们的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为他人创造价值和提供服务,因而实际上是一种红利,而不是问题。而从静态角度看,正如朱嘉明教授所指出的,在私有经济和民营企业受严重压抑的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断扩大以国家为主体的投资,以求扩大就业机会,缓和人口过剩造成的失业自然增长。而过度投资,必然导致生产产能的过剩,乃至产品库存增大。于是,形成人口过剩,就业压力,投资扩大,产能产品过剩这样的怪圈。笔者认为,从奥地利学派角度,由于政府并不可能知道价格信息,通过货币体系等扩大投资实际上是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信号,所生产的东西很可能并非消费者所需,因此出现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等问题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而由于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不仅被政策压制,并且政府的信贷和投资政策扰乱了企业家对市场的判断力,使得他们无法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生产和创造,因此民营企业难以化解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后产生的人口、就业和产能问题。正如朱嘉明教授所指出,中国政府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再次进行政府投资,以此产生更多的人口、就业和产能问题,形成怪圈。从这个角度看,朱嘉明教授对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的判断是正确的,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自发的市场秩序下人口本身并不是问题,而政府干预则反而造就了人口问题

在访谈第五部分,朱嘉明教授对中国未来进行了一番展望。朱教授认为,由于中国过去改革二三十年造成了生态危机、全民公共卫生和健康危机、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中国需要重新回到19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改革共识,完成他们尚未完成的改革任务,避免同归于尽,避免大的社会动荡。我们认为,朱嘉明教授对于回答1980年代改革共识的理论与奥地利学派视角的中国改革理论是一致的。从奥派视角看,真正的市场化改革不仅需要全面推进私有化、尊重个体自由、保护私有产权、法治和不断缩减政府权力,更背后需要观念的力量去推动,没有观念的支持,这些台面上的改革策略都是无法实行的,而1980年代的改革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问题有了共识,以此才能够推动。而我们认为,应该在1980年代改革共识的基础上,用正确的理论去深化改革共识,通过正确理解改革所涉及的一些概念,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避免改革再次走上干预主义、强制主义、权贵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歧路。在后半部分,朱嘉明教授也指出了目前中国的改革一词有庸俗化的趋势,因此他指出应该明确改革的真正标准,并指出一个最简单的划分是否支持改革的方法是看这个人是不是支持机会平等和公平正义,因此他认为中国需要理性和对话,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我们认为,朱嘉明教授的这一理论是具有很高价值的,他对市场化改革的认识要远远高于许多学者所停留的技术层面的改革(比如废除国有企业和政府经济管制等纯经济学政策上的观点)。从奥地利学派角度,改革的根本是尊重个体的生命和自由,也因此导出机会平等(法治和真正的市场秩序)和公平正义(关于自发秩序的自然法的道德和伦理)的观念。而我们认为,对个体生命和自由的尊重、法治、市场秩序的捍卫、关于自发秩序道德和伦理的认同和捍卫是自然的,是人内心自省所可以得出的结论。因此朱嘉明教授所指出的这两条标准不仅在宏观上指向中国改革,在微观上也是指向个体回到对自由基本观念的认知,可以说是指向人的返璞归真。值得注意的是,朱嘉明教授随后指出了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无政府主义、亚当·斯密、奥地利学派和哈耶克对他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朱嘉明教授教授为什么会认为衡量是否支持改革取决于是否支持机会平等和公平正义,这是一个非常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结论。德索托教授也在《动态效率理论》(Huerta de Soto, 2009)一书中指出,单单从经济学技术层面是无法唤醒人们对市场化改革的诉求的,只有从伦理和道德层面(人文的角度)出发,才能够唤起民众对改革的共鸣。因此我们认为朱嘉明教授对衡量是否是改革派标准的结论是符合人性本身的,也是可以起到激发更多人投入改革的。我们认为,对改革道德层面正当性的论述应该随着经济学技术层面讨论深化的同时深化,经济学和关于自由的伦理道德是硬币的正方两方面,只走一条路都是难以让改革推进下去。我们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在中国国内逐渐受到重视,然而其关于伦理和道德方面的论述依然较少被提及,我们认为应该同时加强关于改革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论述,激发出更多个体对参与改革的热情。

关于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在本书第二部分《从不断革命到持续改革:中共应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模式》中,朱嘉明教授首先回顾了从晚清到中华民国政府所面对的政权合法性问题。随后,他重点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政权合法性危机。1979年邓小平逐渐取得中国的最高权力以后,作出了三项承诺:以改革替代革命, 以民主法制替代极权主义,以及以开放代替封闭,以富裕代替贫穷。然而,朱嘉明教授指出,邓的改革是有局限的。受制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邓不可能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因此一边邓通过实用主义的方式推动经济改革,另一边保留了极权主义的政治架构(即邓设置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朱嘉明教授指出,另一方面,以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的改革派则寻求在打破僵化意识形态、将国有资产归还人民、建立有限政府和党政分开政党分开、启动民主和法制改革。朱教授认为,胡赵在1980年代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情况和缓解了执政党的合法性,然而胡赵的改革同保守派之间发生了冲突。而我们都知道后来以胡耀邦去世为导火线发生的六四事件中,邓小平全面倒向了保守派,使得1980年代的改革受挫。

我们认为,从奥派观念的角度,显然胡和赵是从如何让中国变得更好这一目的的角度去寻找手段的,因此只要能够让中国变好(笔者理解为更好应该指让更多个体能够享受如朱教授所总结的机会平等公平正义),任何的手段都值得探讨和尝试。而相比之下,邓则在让中国变好这一前提下划了一个红线,即不能对执政党的政权产生任何威胁。而我们知道从奥派的视角看,维持一个一党政权长期执政,如果不是宪政民主制度,或者无政府主义下的个人自治,唯一可能的手段就是寻求暴力,而寻求暴力维持政权本身在逻辑上就同追求机会平等和公平正义这一改革应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因此我们认为,从这一角度看,邓并不能被算作改革派,只能算作某个程度上的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笔者认为,了解邓究竟是没有想明白改革和一党极权制度有矛盾,还是他已经了解了两者其中的矛盾,只是故意为之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因为这涉及到改革者是否得具备对改革本身有所信仰的问题,而信仰和观念本身决定了人的行动。然而,由于篇幅和主题限制,我们在本文就暂时不再展开有关讨论。

而随后1990年代开始,由于改革成了跛脚鸭改革,只进行经济方面的所谓改革,而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停滞,因而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朱嘉明教授作了如下的概括(见朱嘉明,2013,第115-123页):首先是政治制度实现极权主义,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一体化,极权主义复活和集权主义复辟;二是政府经济权力的无限化;三是私有财产权的空洞化和财富泡沫化;四是公有制经济的虚拟化;五是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六是市场主体寡头化;七是钱权结合的制度化、家族化和「门阀化」。将朱嘉明教授所指出的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专题而细致的分析,我们在此不再展开,但是我们认为朱教授对中国改革现状所呈现出的问题所进行的把握是极其准确的。 

而随着中国2010年以后经济增速的减缓,中国共产党政权又出现了新的合法性危机,朱嘉明教授将其总结如下(朱嘉明,2013,第124-128页):首先是官方意识型态近乎瓦解;其次是“‘公共政策失灵;第三是“‘交易成本;逼近极限;第四是快速迈入风险社会’”;第五是党内矛盾激化;第六是统治集团、新中产阶级和精英丧失信心。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讨论或许同样需要进行专题分析,在此我们,但是我们依然认为朱教授对目前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把握是准确的。

关于中国国情的八大问题

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朱嘉明教授再次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垄断,地方政府公司化,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增长,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关于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中国与全球化这八大问题进行了讨论。笔者在此不再展开朱教授关于经济问题的分析,而决定重点就朱教授所指出的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问题进行简单讨论。朱嘉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党国体制正出现瓦解的情况,从曾经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单线控制,变成了社会可以影响国家和党,而中国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和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朱嘉明教授指出,

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党开始「罩不住」国家,国家开始「罩不住」社会。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从传统的「单行线」变为「双行线」:也就是从简单的「党」控制「国家」,「国家」再控制「社会」,转变为「社会」可以影响「国家」和「党」,社会的深层结构变化,社会各界对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各种形式的反抗,不断刺激现代国家意识的复苏,国家行为已经开始与党的系统保持至少是形式上的距离。 「党国体制」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解构迹象。上述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中国已经走上国家制度现代化之路和形成公民社 会。但是,中国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 已经不再是 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实现的时间问题。(朱嘉明,2013,第179页)

我们之所以在此重点讨论朱教授关于党、国家和社会的分析,而不是其他经济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已经在前文就朱教授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在此再次进行讨论可能有重复之嫌,并且朱嘉明教授文章所涉及的变量过多,具体详细的讨论恐怕难以把握好其文章的精华。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奥派文献更多侧重于关于经济制度的分析,或许是由于中国国内的学术环境,导致对这一分析的展开有困难,因此我们决定从奥派角度简单就朱嘉明教授的这一论点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党国体制的逐渐瓦解,由个体所组成的社会能够对党国体制产生影响,是因为改革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使得人们的个体意识、产权意识、契约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得以成长,进而使得更多个体不愿意、不相信党国体制自上而下的计划和命令,即使因为政府的权力和面子问题不能明着反对,也暗度陈仓般地进行,比如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即使有着政府的管制政策,还是有很多人想尽办法进行海淘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等等。因此可以说党国体制的逐渐瓦解,是改革所带来的人的观念改变的结果。而改革本身又是观念的产物。在经历了毛时代计划经济的痛苦之后,从1980年代开始更多的个体开始拥抱自由。即使由于1989年以后政治改革的停滞,导致自上而下的改革难以发挥作用,但是对自由观念的拥抱使得真正的改革得以通过自发秩序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由此逐渐对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产生影响。

同时我们认为,受制于旧观念(个体对于改革党国体制的保守态度)以及制度对信息自由传播的系统性侵犯,使得个体观念的转变过程并不是很快,但是个体观念的逐渐改变和市场的自发秩序的扩展确实是在推动党国体制的瓦解。然而正如朱嘉明教授和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越来越多个体重视个人自由和认同私有产权的观念遇到了死不改革的政治情况,就会出现可能的鱼死网破。这样必然会爆发系统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所付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代价,将是全局性和灾难性的。因为即使权贵主义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典型特征,但是市场化已经使得执政者和民间个体的关系不再是零和博弈,拒绝改革和拖下去恐怕最后只会伤及执政者本身,最终使得中国的制度转型付出极大的机会成本代价。而以和平方式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型,实现中国真正的自由化,不仅是机会成本最小的选择,恐怕也是唯一选择。我们现在难以对中国究竟会走哪条转型之路下结论,但是我们依然希望的是中国的掌权者作出正确和智慧的选择,以较小代价推动中国制度转型。

结语

朱嘉明教授在书中还认为,现在下结论说中国的改革比东欧国家当年的休克疗法要成功为时过早。笔者认为这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观点。如果从转型的动态效率角度,可能有一些东欧国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比中国要低,因此转型较为成功。究竟是休克疗法对中国效果更好,还是目前的渐进式改革更好,恐怕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而从中国现有的情况看,既然中国已经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那么就要看现在的改革手段能否实现改革的目的,即朱嘉明教授机会平等和公平正义。从目前党国体制逐渐瓦解的过程来看,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如何从尊重个体生命和自由的角度去考虑中国改革的手段。或许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歧路》一书留给我们的思考。而我们认为,中国改革的前进需要观念和信仰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仅是自下而上,也同样是自上而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让中国改革转型的机会成本更低,让更多个体的中国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幸福感。我们也认为,很有必要从奥派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角度进一步分析中国的转型理论,在正确的观念带领下让中国能够在动态效率的前提下得以成功转型。

参考文献:

Huerta de Soto, J. (2009). The theory of dynamic efficiency (Vol. 28). Taylor & Francis.

Huerta de Soto, J. (2010).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ward Elgar.

朱嘉明. (2013).  中國改革的歧路.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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